梅标清骨

胡建君

汉代《说苑》记载，春秋时期越国使节出使梁国，手执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向梁王问候致意。大概当时中原一带梅花尚属稀有，所以会千里迢迢带去作为礼物，亦可见越人之风雅。我们更熟悉的赠梅典故来自南朝诗人陆凯。他行走于横浦驿梅岭之时，忽忆长安好友范晔，便折梅一枝，托驿使送去，并附纸赠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实属秀才人情，却温情至极，也浪漫至极。到了讲究细节的清代，连书写的信纸都精致到极致了，竟与梅花紧密相连，泥金冰纹的梅花玉版笺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最好的笺纸。冰梅底纹使得落笔便生清新雅逸之气，如风送落梅香。至近代，即便像鉴湖女侠秋瑾，虽以剑胆著称，亦不失琴心，颇有前代之风流余绪。她写给友人的《菩萨蛮》曰：“无边家国事，并入双蛾翠。若遇早梅开，一枝应寄来。”无论是梅花玉版笺、浣花纸，还是梅花之约，都能传递眉间心头之事，令人眼热，那是一个渐行渐远的纸质年代。

但之前人们着眼的并不是梅花，而是梅的果实，在味素味精还不曾出现的岁月里，盐、梅是最早见诸记载的调味品。直到汉初，目光渐渐舒展的人们开始转向于花的欣赏。《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西汉末年，扬雄《蜀都赋》又提到：“被以樱、梅，树以木兰。”可见约两千年前，梅已作为园林树木用于城市绿化了，亦可知古人的装饰品味偏于清幽雅淡。梅以花闻天下，并予以广泛种植，要到南北朝时期。《金陵志》载：“宋武帝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额上，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人们对梅花的审美已具体而微到单纯的花瓣，并与寻常妆容联系起来，平添十分娇媚，梅花已悄然进入人们的生活。隋唐至五代，艺梅、品梅之风更加盛行，加之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大家的诗咏流传南北，从此一枝素影、深入人心。

“梅，卉之清介者也”。梅衔霜而发，映雪而开，天姿灵秀，清隽卓绝，很早就进入了画家的视野。无奈尘迹涣漫，梅花入画始于何人或何年，已无从考证。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南朝梁代张僧繇画有《咏梅图》，许是画史上关于梅花的最早记录。唐代画家边鸾、于锡、梁广、陈庶、萧悦等在著录中均见梅花画作。到了北宋，文人士大夫对梅花的喜爱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擅画梅花的画家愈见增多。扬无咎自云“为梅修史，为梅留神”，画梅学仲仁，而“格韵尤高”。据说他在庭中植老梅，“大如数间屋”，苍皮藓斑，繁花如簇。与华光仲仁一般，他终日对花写生，自得梅花真趣。他的《四梅图卷》以“圈画法”白描圈线，不加晕染，有清淡闲野之风致。作者在词赋中自我嗟叹道：“可奈向、骚人自悲。”借梅花写尽人生四季。

元代文人们的写生情结慢慢被淡化，更注重在画中寄托自己种种复杂情思。因此水墨花卉一路比宋代更加脱略形骸、自由奔逸。元末王冕墨梅画的出现，以及他被世人称颂的“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人品与画品的高度统一，预示着此类题材进入了更加纯粹的托物言志时代。“个个花开淡墨痕”的“洗砚池头树”，如同佳人与佳茗一般，从此长伴文人书斋与画卷左右，文人的梅花情结从此深潜而久远。而最深入人心的写梅花的句子，还是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琴曲《梅花三弄》亦近画意诗情。传说中桓伊和王徽之不期相遇，桓伊坐于胡床，出笛为王徽之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审音者在听之，其恍然身游水部之东阁，处士之孤山也哉”。所谓从容和顺，为天地之正音，而仙风和畅，万卉敷荣，隐隐现于指下。“三弄”指同一段曲调在不同徽位反复演奏三次，映照出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别具风情。

梅先天下春，赶在东风之前，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信息，更被誉为“东风第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