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菊无酒不重阳

刘世河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伴着浓浓的菊香，又一个重阳节如期而至。

菊花和重阳自古就是亲密一家，正如宋人晁补之所言“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而原本草药出身的菊花，之所以能在重阳节中获得如此不可取代的地位，是因为偶遇了知己陶渊明。

作为一种植物，菊花最初引起古人的重视并非因为它的美貌，而是出于它的药用价值。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就将菊花列为百药上品，认为服用菊花可以延年益寿。诗人屈原也曾“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关于因食菊花而成仙长寿的故事又频频出现，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菊花能延年益寿的功用深信不疑。

如果没有陶渊明，菊花很可能就会在草药的泱泱大军中默默无闻一辈子。可有时候命运的转折就在瞬间，人如此，植物亦如此。陶渊明辞官归隐乡间后，为了能延年益寿，便在院子里种上了菊花，以便随时服用。与菊花朝夕相处，本为诗人的他又怎能不文思泉涌！于是便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仅此一句，就彻底改变了菊花的“花”生轨迹。后来，陶渊明又渐渐发现这菊花竟然跟自己很像：不争春光，独自在寒秋盛开，隐逸、清高。于是又抒怀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并发出了“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的感慨。自此，菊花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品格——超然物外，恬淡悠闲，并逐渐升华到了人品如菊品的高度。

陶渊明种菊除了食用和观赏，每逢中秋，当菊花盛开的时候，他还会特别邀请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来他家做客赏菊。热情的他，每每都摊煎饼、烧菊茶款待亲朋，大家走时还采菊相送。“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忙得不亦乐乎。可是由于来赏菊的人川流不息，常使他不能按时去田园耕作，这让他有点小苦恼。有一天，他灌园浇菊时，便自言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果然菊花有情，不负陶公心，到了九月九日那天，果真争奇斗艳地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不约而同地都在那天来到他家，望着满园菊花，吟诗作赋，令人心醉。此后，亲朋好友相约，年年重阳一日来此赏菊。于是乎，重阳赏菊的习俗便由此形成，流传至今。

如果说菊花之于重阳，陶渊明有知遇之恩，那将此发扬光大，唐诗宋词则功不可没。唐代诗人们所作的重阳诗中，一半以上都提到了菊花。“今日陶家野兴偏，东篱黄菊映秋田。浮云暝鸟飞将尽，始达青山新月前。”钱起的这首《九日田舍》，堪称佳作。又如王勃：“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王绩“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刘昚虚“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等等。尤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更是对菊花情有独钟。有一年重阳节参加朋友的宴饮，在酒席上即兴写了一首《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把白色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舞席”的老人，和黄色的菊花“少年”一起载歌载舞。白翁突发奇想，以花喻人，这“醉吟先生”的雅号，果然名不虚传。晚年闲居洛阳后，白居易对陶渊明悠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又产生了强烈共鸣，遂欣然写道：“霜蓬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

到了宋代，菊花不仅频频出现在诗词歌赋中，而且作为重阳节的代名词，菊花已然稳坐头把交椅。重阳日，宫廷里会点菊灯，并专门摆放上万盆菊花珍品供皇亲国戚们观赏。民间也不含糊，邻里亲朋会特意制作菊花糕相互赠送，家境再怎么拮据，也会买上一两株菊花回家赏玩。而且还要一边赏花一边喝菊花酒，取其“三‘九’（即，九月初九和酒的谐音）重叠，意喻命久”的长寿之意，既是对千年习俗的敬畏，又饱含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自此更加巩固了菊在重阳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正所谓“无菊无酒不重阳”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