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检举信让七千人大会变局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七千人大会，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是与会者。马维民回忆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有6万。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开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作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陷入七千人大会的漩涡中。

　　安徽成了“大跃进”重灾区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增多。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年-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

　　1958年秋天的时候，冯希仁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去农民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

　　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

　　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我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没有农业战线那么夸张。”检举信与“揭盖子”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是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写的。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大换血。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张凯帆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安徽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刘少奇最后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农民没有积极性。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