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欢言

马尚龙

百来年前，因为创造了诸多“远东第一”的纪录，上海便有了“大上海”的美誉。摩登、先进、典雅乃至奢华，是大上海的熠熠闪光，也是令人向往之所在，令上海人优越之所在。

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许多的优越感，都是精神上的，或者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面子上的，并非自己过日子的优越。“大上海”是上海的骨骼、相貌、血型、性格……还应该有一个“小上海”，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里的上海，是烟火气的上海，是角角落落的上海，是锱铢必较的上海。

小上海并不是单指棚户区、下只角，和收入低学历低的人群；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

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理意义上的怀旧回望，对小上海之“小”，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之通达上海周身，还是轻描淡写居多。

引发我这番思考的，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陋的俗语两者间的“同途殊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要只小花狗……

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童趣，美好，幻象……谁都无法解释，糖粥、胡桃、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要紧，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

童谣没有时代指向，没有贫富贵贱，无痛无疾，满足的是童年的美好。

在童谣之外，还有一种哼唱，也朗朗上口，但是和童谣之间，恰似完全不同的“三观”。

“1958年，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

一点不美好，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塞满了日子的窘迫，生活的尴尬，体面的缺损；让人备受讥讽、歧视和起哄，还很刻薄。文明修养是荡然无存的了。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

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顺着弄堂，顺着学校操场，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蔓延、传扬。

我把它们称为“俗语”。不雅，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直达市井的笑点——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

俗语，自有它不俗的内核。

俗语有稚趣，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也是成人的语境，不像童谣，只是稚童的幻像。真要佩服俗语的无名创作者的智慧。

俗语是杀器，重在精神杀伤；伤害不大，侮辱很大。但是这种杀伤，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之时，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比如用“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灾难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的，谁都不可能是脑满肠肥的。

俗语很俗，却俗得有底蕴，每一句俗语，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比如，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事情的人，至今还被叫做“小喇叭”，谁能想象得到，“小喇叭”的梗，是上世纪50年代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

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想一想，“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为什么弹的是琵琶，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我简直怀疑，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来自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手拈来。

上海俗语，就是上海欢言。加了书名号，《上海欢言》，是我新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