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我翻山的张阿姨

刘向东

每年的护士节或八一建军节，我总要为远在海外的张大姐寄去两盒皖南的雨前茶。

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松江天马山部队带兵，整天忙于军事训练备战。母亲随军不久还没正式工作，只好早出晚归在几里外的小昆山工厂里做临时工。于是我和弟弟经常处于“自理”状态。

有一次我生病发烧，母亲急忙去卫生所叫来两位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其中一位挎着“红十字”药箱，头扎麻花辫子的护士一摸我的额头就说：“这烧有点高，得赶紧去卫生所。”到了卫生所量好体温，戴眼镜的军医摸摸我脖子又看看喉咙说是扁桃腺发炎，必须打针。一听打针，我转身要逃却被扎辫子的护士一把抓住，她严肃地说：“男子汉还怕打针！”说着就把我按在铺有白布的行军床上，掰开我紧捏裤腰的双手，还叫身边高个子护士抓住我的双腿和拉下我的裤子。奇怪的是，我觉得她只是在连续拍打我的屁股，并没有感到扎针的疼痛。打好针，就在她弯腰扶我起来的一刹那，我猛然觉得她特别好看，乌亮的麻花辫子齐肩匀称，有着一对深深酒窝的脸颊在鲜红的领章映衬下白里透红。那个形象比我在《解放军画报》上见过的头戴红星，领章鲜艳，腰扎皮带，身背药箱骑着骏马给草原牧民送药的女护士的彩色照片还要好看。后来，我知道她姓张，军医称她小张，战士们都喜欢叫她张护士。而我叫她张阿姨。那个年代官兵一致，在部队营区不论女兵的年龄大小，孩子们一律称“阿姨”，对男兵一律称“叔叔”。至今，我仍然认为张阿姨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兵，也是最美的天使。

某个星期天下午，听说有一负了重伤的战士被临时送进附近的公社卫生院抢救。我们几个跑去看，正好看见张阿姨捋起袖子对医生说：“救人要紧，就抽我的血！”那口气简直就是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医生瞅瞅她，想说什么却没开口而只好点点头。我盯着张阿姨雪白的手臂和缓缓抽出鲜血的玻璃大针筒，心在“怦怦”乱跳。没多时，伤员输入经过处理过的鲜血慢慢睁开了眼睛。看着苏醒的战士，张阿姨和蔼白皙的脸上又露出了那对甜美的酒窝。从此，我觉得张阿姨真的了不起！而且每每想到她脸上好看的酒窝，脑子里就会生出莫名的问题：为什么要叫“酒窝”呢？明明那里面没有一滴酒呀。为此我曾悄悄地去问班主任，但没有得到解答。只是隐约发觉班主任对身边的另一位老师窃窃私语：这孩子实在太调皮，小小年纪就要研究女孩子的酒窝了。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年冬天，父亲有军事任务外出多日，母亲生病住进警备区八五医院。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一天早晨，弟弟空着肚子上学去了，我却头痛咳嗽，躺在被窝里依然浑身发冷酸痛。等我昏昏沉沉醒来时，只见张阿姨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在了床边。我惊异地问她是怎么知道我病了呢。她嫣然一笑，说早晨见我弟弟一个人去上学而没见我，要么是病了，要么就是逃学，而结果却是病了。接着，张阿姨帮我洗漱后拉着我边走边说军医外出了，咱们得去卫生院。走到山脚岔路时，她似乎发现了我两腿发软，摸摸我额头便蹲下身子背上我抄小路翻越天马山，往公社卫生院赶去。记忆中，父母背过我，但没有走那么长的路，背着我翻过山脊的只有张阿姨。

三年后的一天，张阿姨光荣退伍离开部队。几天后，卫生所的胡阿姨给我一只粗布包裹，说是张阿姨从安徽家乡寄来的。我急忙跑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我爱吃的花生和一封信：“向东小弟，我没有把离开部队的确切时间告诉你，是不想看到一个小男孩哭鼻子……希望你不要旷课，不要贪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一刻，顿然感到平日里叫惯了的张阿姨，突然称我“小弟”而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姐姐，简直让我心花怒放喜悦无比，就连信上的每一字都好像在欢快地跳跃着歌唱着。

自那以后，我改口称她张大姐。但她在部队做阿姨时的飒爽英姿和美丽天使的高尚让我忘不了，那一对比花朵还要美的酒窝则加深了我的记忆和情愫。时隔多年，我作为检察官被派驻皖南工作时想去看她，才知道她已去了国外。之后每逢护士节或建军节，我就寄去上好的皖南绿茶。只是不知道那里的水，能不能泡出家乡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