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书写农村电影的辉煌

马信芳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授予上影厂导演赵焕章。

供职于上海市文联的我曾多次访问赵导。90岁的他精神矍铄，虽听力不好，思路依然清晰。他兴奋地说，他拍摄的农村三部曲30多年后重被提起，确实令他高兴。

这三部曲：《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观众逾十亿人次。赵焕章因此被称为“咱们庄稼人的导演”。我问赵导，三部曲书写了农村电影的辉煌，他是如何成功的？赵导笑着说，还是说说经过吧。

先说《喜盈门》。编剧是山东一个县文化馆的辛显令。1979年，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52号，当时是上影文学部招待所。赵焕章帮助这位作者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熬夜加上抽烟厉害，两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赵焕章想，他只能帮助修改，没有投拍电影的决定权，万一千改万改最终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代？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王世祯——上海影协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王主编看后，不仅刊发，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伦理片正式开拍。影片拍摄完成，按当时的传统要“答谢放映”。赵焕章于是带着拷贝巡回放映。先在上海放，一场的笑声大概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过了百次；到青岛的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到农村，笑声竟然有一百七八十次了。赵焕章笑了，这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掌声和笑声就越多。

再说《咱们的牛百岁》，作者袁学强是个“全职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拍完《喜盈门》，赵焕章还想拍个新戏，副导演武文朴去山东带回一篇发表在《泉城》上的小说《庄稼人的脚步》。赵焕章一读，有戏！同样，袁学强也被请到了上海。

上影文学部招待所的门卫一见到赵焕章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12点是关不了门的。

赵焕章对我说，这些来自农村的作者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他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触电”却是第一次。为使他们放下包袱，赵焕章与他们“约法三章”，核心内容：取长补短，把本子改好；相互尊重，只要是为艺术负责，话再难听，也不生气；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赵焕章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这是老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1985年，赵焕章对马烽、孙谦两位写的《咱们的退伍兵》文学本一见钟情。他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等。马烽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赵焕章读完剧本，两位老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了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要做改动。怎么办？

赵焕章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位老作家请到上海，给分镜头剧本贡献了不少金点子。

决定拍摄的日子终于到来。到山西取外景已是深秋，而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那“绿色”已无踪迹。于是剧组只能用喷雾器把绿色染料喷上树叶，并从上海运去塑料制的绿叶和花草，一枝一枝地扎在树上。经过上下的努力，只花了70多天，影片就杀青了。这部电影拍摄的高速度在赵焕章导演生涯中令人难忘。

赵焕章的农村电影“三部曲”，为他的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他深情地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在他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颁奖大会上，他感言：“中国电影要拍出最朴实的平凡之美，需要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