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居民购粮证唤起的回忆

施惠良

不经意间，在收藏网上找到一本由上海市川沙县粮食局制发的《居民购粮证》。我，一个老川沙人，凝视着这本曾经用来维系一家老小顶门立户和生活生计的、而现在却早被人遗忘，甚至很多年轻后生压根都不知晓、没见过的老凭证，不由得感慨万端、浮想联翩。

曾几何时，在许多浦西人眼中，上海市区的周边皆为郊区，那就是农村都是乡下种田人，而实际上在郊县也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两类，其中除了户口簿能证明不同身份之外，另一个就是购粮证。有购粮证的即为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无购粮证的就是农民。那时候，有无购粮证就像一道横亘于人生路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倘若居民恋上一个农民身份的对象，那必定会遭到全家拼了老命的阻扰，由此棒杀了不知其数的苦命鸳鸯。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发过程中，一些农户因动迁而“农转非”，当他们拿到簇新的《居民购粮证》时，顿感鲤鱼跳龙门、大福天降，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恢复高考后，一些成绩优秀的农村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宁可选择中专而放弃大学，只为确保录取，从而转户口、吃商品粮。然而，风水轮流转，现在的农民吃香了，有宅基地，有自留地和小菜园，有出租集体土地收入的分红，但“农转非”者如今却再也回不去了。

在居民口粮按计划定量供应的年代，购粮证是涉及一家老小能否吃饱肚皮的大事。在证件的扉页上详尽记载着户主、家庭人口数量以及每个成员的定量，凭证方可到指定的粮管所买米。因此，每家都会像对待现在的房产证、宅基地证那样放入专门的匣子里妥善保管。尽管遗失可以补办，但往往要耽搁较长时间，其间倘若米缸见底，那么就要借助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帮衬，以度饥火烧肠之难。所以，每每父母差遣儿女籴米，总要反复叮嘱：千万别把粮本弄丢了。

至于定量标准则按每个人的职业、工种、年龄来确定，成人一般在每月28至30斤之间，重体力劳动者可达40斤左右。从现在看，压根吃不了这么多定量，大概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都足矣。可在那年头，生活条件普遍艰苦，加上肉类、禽蛋类、食用油等的票证定量限制，平头百姓一年四季的饭桌上清汤寡水、鲜见荤腥，蛋白质长年摄入不足，缺乏油水，致使吃饱肚子全靠粥饭来支撑。一些家庭男孩较多，到了生长发育期胃口猛增的年龄，临近月底常会遭遇断粮威胁。此时假如有亲友接济几斤粮票，那堪比雪中送炭弥足珍贵。

在定量内除了买米外，还可领取粮票。粮票分两种，一种是地方粮票，只能在本地使用，另一种是全国通用粮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需要凭证明申领。几乎大部分的食品包括豆类、玉米、点心等都要有粮票才能购买。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到菜场排队买山芋，一斤粮票可买六斤。出门在外如果忘带粮票，那么即使有再多的钱也只能挨饿。

由于定量不够吃，许多人家一日三餐的主食以“一干两湿”为主，即中午吃饭、早晚喝粥。尽管现在常有养生专家说，喝粥有益消化健康，但当时实属迫于无奈。坊间有曰“看看吃吃，吃吃看看”，意在提醒人们要时常注意余粮情况，避免前吃后空。在粮食供应最紧张的那几个年头，川沙有一能人通过将籼米反复浸泡和焖煮，使米和米饭重量之比由正常的1：2.2提高至1：2.8，并美其名曰“粮食增量法”。这一自欺欺人的发明“创举”竟然受到了高度重视，要求在川沙全县推广，着实令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

俱往矣！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焕发了亿万农民巨大的生产热情，种粮大户层出不穷，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仅仅经过十来年的努力，横跨历朝历代数千年挥之不去的“闹荒”困局得以根本性扭转。到了80年代末，粮食流通管控逐渐宽松，在一些私营餐饮店家，稍稍加点钱就不再收粮票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上海正式宣布：从1993年4月1日起，全面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放开粮食市场。就此，使用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居民购粮证》及其粮票，最终退出了百姓生活的舞台，成了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