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

杨 坤

上海博物馆藏杨维桢大字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纸本，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据顾工《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文的统计，杨维桢传世墨迹不足50件，而长度超过2米的仅有三件，此为其一。顾工认为《疏》文里有被释读为“高昌乡景灶人烟”一句，文义不通，便依据字形而改释为“高昌乡万灶人烟”。这个结论，对于深入研究《疏》卷内容、杨维桢书法断代、上海古代历史等方面，都有启发和帮助。

明、清时期，真镜庵位于上海县二十二保高行镇的西北，处在松江府东北边缘，靠近古吴淞江出海口。顾工做过实地调查，确认其址位于现今浦东高行镇五洲大道、杨高北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森兰绿地”内，距离松江府治（今松江二中）约60公里，相当偏远。至正年间，上海县辖高昌等五乡，共有72500多户，平均下来每乡有14500多户。高昌乡辖二十二至三十保，上海县治所在地，就在高昌乡二十五保。《真镜庵募缘疏》说“高昌乡万灶人烟，均沾福利”，“万灶”是万户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真镜庵偏在海隅，亦算不上佛门古剎，但说高昌乡百姓都得到真镜庵福利，这是啥道理呢？

这是因为真镜庵附近有南跄盐场的缘故。“南跄盐场在（华亭）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和顾工指出真镜庵离松江府治大约六十公里，里数相同。南宋时期，南跄盐场因为距离华亭县城比较远，所以产盐全部由平江（即苏州）江湾场受纳，而人户产税则缴纳给华亭县。据乾道年间的统计，平江府盐额为75718石5斗6升，其中江湾买纳场盐额，由江湾盐场41298石3斗6合和南跄盐场19540石2斗构成，这就是《云间志》“江湾场受纳”的具体情况。虽然笔者尚未发现元代南跄盐场的相关记载，但推测与南宋时期差别不会太大，盐产量既不会顿减、也不会猛增。高昌乡地界，西至今闵行区诸翟、南抵今闵行区朱行、北达吴淞江北，而真镜庵偏在高昌乡东北一隅。高昌乡百姓都去这里上香，恐怕也未必符合当时佛寺分布的实际情况。所以，“高昌乡万灶人烟”，其实是指附近的南跄盐场。19540石2斗的盐产量，与“万灶”二字，也能对应上。古代盐商多富豪，《疏》文说“必仗富长者脚踏实地，青铜钱多多选中，只消笔下标题，黄金阙咄咄移来，便见眼前突兀”，也是明证。

顾工认为《真镜庵募缘疏卷》的署款，是“谨疏募缘，天隐子；撰疏并书，铁道人”。由此可知募缘的发起人天隐子，必定是当时真镜庵的住持。楚默《杨维桢研究》称此《疏》卷乃杨维桢为释静庵所书，静庵俗姓杨氏，世居上海县高昌里，铁崖先生曾有《告镇公文》《静庵法师塔铭》两篇文章专门纪念他。从同时期文人王逢的《梧溪集》目录里，不难发现元代僧人用三个字来作法号，是很常见的现象。因此“天隐子”和镇公静庵，并非同一个人。

按《疏》所云“兵燹”，大概是指元代初年发生在高昌乡的战火，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找到“上海县旧治，元初为总场，夷于兵烬，金牌千户费榕复之”一条文献而已。《疏》云真镜庵已“百年香火”，庵始建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如果“百年”为实数，那就是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元统”元年与《疏》文所说的“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兴”，貌似有关联。但最近看到《读杨维桢〈寄上李孟宾黼中丞〉》（《松江报》2025年5月23日）一文，明确杨维桢诗文里的“中兴”，指的就是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从端平元年到至正元年，有108年历史，说成“百年光景”也不算错。

杨维桢曾经任职“绍兴钱清（盐）场司令”，为当地盐商争取到“获减（盐）引额三千”的特惠政策。至元己卯（1339）七月，杨维桢因其父过世而离职守丧。除丧之后，由于性格“狷直傲物”，再加上特惠政策并不是元朝统治者的初衷，所以“不调者十年”。而元顺帝至元、至正改元之际，杨维桢“坐损盐，久不调，遂放浪钱唐，与道士张雨游西湖、南山，穷日夜为乐”。《疏》卷笔墨意趣，与当时行事，非常契合。杨维桢因为是进士出生，所以对于担任“钱清（盐）场司令”这样的卑职的经历，他自己后来也不愿提及。元顺帝在“至正元年夏四月丁酉，以两浙水灾，免岁办余盐三万引”，而小小钱清盐场能够“减（盐）引额三千”，在元代可算得上是江湖闻名。元顺帝的中兴，表现在盐业领域，就是减免盐引、增设盐仓，这在《元史》里是有记载的。真镜庵靠近南跄盐场，又适逢天下中兴，住持天隐子邀请曾经为盐商请命而得以削减盐引额度的杨维桢书写《募缘疏》，肯定是看中了杨维桢在盐商江湖中的无形号召力。虽然杨维桢曾经因为盐引一事而导致仕途蹭蹬不进，但适逢天子中兴，所以非常愿意撰写这篇《疏》文。

辽宁省博物馆藏赵雍、张渥《竹西草堂图卷》，卷后依次有杨维桢《竹西志》和张雨诗跋。张雨卒于至正十年（1350），那么《竹西志》的书写，应当不晚于1350年。其行笔风格，杨循吉称之为落笔“层层叠叠”，与1341年所作《疏》的面貌很接近，只是后者更加体现出真性情。

洪武十三年（1380），诏令“留（瞿霆发）长子以存宗祧，余皆抄没”。瞿氏是下沙盐商，当时年仅四岁的瞿淡然第四子慕泉，幸被乳妪藏匿，往北逃到高桥镇界浜。高桥在高行的北面，也靠近南跄盐场，元代高桥有大族黄氏。“黄公见而心器之，乃留，以女妻焉，遂占籍于此，遘难流离，名字隐讳，故仅传其号云。”黄氏很有可能是南跄盐商，所以才会出此援手。

另外，杨维桢《寄上李孟宾黼中丞》诗，称李黼为“中丞”，何以如此？因为汉代官制，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也“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而李黼当时担任“宣文阁监书博士”，与汉代御史中丞的职务范畴部分重合。杨维桢学养深厚，运用这样的古称，可谓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