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亭县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廨舍

杨 坤

南宋初年，户部准备将设在华亭县城的市舶务机构转移到通惠镇（今青浦区青龙镇）办公。建炎四年（1130）十月，提举两浙路市舶司经过实地调研，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等到将来“通惠镇商贾往来通快，物货兴盛”，再移也不迟。绍兴三年（1133）时，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下辖临安府、明州、温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两浙路提举市舶司衙门设于杭州，建炎二年（1128）被烧毁。而杭州的神宵宫，作为公有房产已罢废空闲多时。于是略加修葺，规模限制在四十间以下，就把两浙路提举市舶司搬到神宵宫挂牌办公。绍兴二年（1132）三月三日，奉诏“移就秀州华亭县置司”，“官属供给，令秀州应副”。大概南宋初年华亭县的市舶利润，已相当丰厚。否则，华亭县怎么会有县城和青龙镇两处市舶务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廨舍，又怎么会从杭州搬到华亭县城呢？

绍熙《云间志》记载：“旧有提举市舶廨舍，在（华亭）县西。乾道二年（1166），并舶司归漕台，今废”，又有“风月堂，在旧舶司前，瞰瑁湖，水光风月在几案间，盖一胜致也，今废；湖光亭，在旧舶司风月堂之西偏”。“瑁湖”是“华亭西湖”之别称，唐、宋时期华亭西湖的位置，大致西南能抵超果寺（今松江一中）附近，东至唐经幢（今松江中山小学），北临普照寺（今松江自来水厂、普照路北口）。因此，绍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共计三十四年间，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在华亭西湖北岸办公，可以说是挑了一处风水宝地。但具体在哪个位置？历代方志也没有明确记载，只好阙疑。

建炎元年（1127）十月戊寅，宋孝宗出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青杉闸官舍。其生父为宋高宗族兄赵子偁，其生母为张氏。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九日，母因子贵，得以加封为秀王夫人。绍兴三十二年，高宗禅位孝宗。此年六月庚寅，秀王夫人张氏以“臣妾家素贫窭，老稚数百指”居无定所为理由，恳求朝廷将已经闲置不用的“秀州华亭县市舶提举廨舍一所”，拨赐给张家人居住使用。这一请求，得到了太上皇帝宋高宗的批准。从“见今空闲”的描述，可以推测当时华亭县的市舶利润，可能连年持续较大幅度的下降，运营已很不理想，故而才会有“并舶司归漕台”机构注销合并的举措。

张夫人又是如何得知此处公有房产闲置的情况呢？孝宗同母兄赵伯圭，嗣爵秀王。他曾经担任过秀州华亭尉、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明州添差通判等职务。对华亭县地面和两浙路市舶司发展情况，相对比较熟悉。秀王张夫人的请求非常具体，大概率是由赵伯圭提供了相关信息。位于东泖的石都尉赐庄、韩世忠“蒙恩拨赐平江府南园营造私第”、濮安懿王孙“聚族百余人，无所依赖，殊可矜悯”而特将“其见居屋宇”拨赐，都是宋代公家拨赐宅邸的个案，其例尚多，不枚举。而绍熙《云间志》的编修者，也许都对这种拨赐比较感冒，持不可为后世取法的观点，所以用一“废”字了结，这可能也算是古人修志的一种笔法罢。

2002年秋，松江通波塘和袜子弄一带开挖深沟，埋设地下污水管道。施工期间，发现一堵南北走向砖墙。《松江档案信息》2005年第6期刊登了徐侠先生的文章，记载了这一发现的相关情况。“现场有大量墙砖被挖出并散落于旁，但尚存一段长约3.5米、高约1.5米之墙体。其墙面因紧贴于沟侧，而无法得知其厚度。墙砖大小相同，长约35厘米、宽16厘米、厚6厘米，质地致密细腻。部分墙砖侧面，有‘秀州华亭县官窑’模印字样。”后晋天福三年（938）至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间，华亭县隶属秀州。因此，可以推断砖墙的建筑年限，在五代至南宋之间。而且，这批古砖的尺寸，与南宋临安御街、太庙用砖类近，都属于官物公有资产。砖墙的方位，靠近华亭西市、南对西湖、西临顾会浦南口（顾会浦北通青龙镇，其河道演变为今之通波塘）。然则，此处若非绍兴二年三月三日诏令兴建之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廨舍旧址残存而莫属。由于市舶司属于路级行政机构，其衙署廨舍绝对不是华亭县城内寻常建筑可比。可能到了元朝还大致保存完好，所以在置府分县时，就充分利用当时公有房屋存量，设华亭县衙于此。

2023年某日临下班，松江收藏家梅亚明先生来访。闲谈中，得知他也收藏此砖，就把上述故事的梗概，告诉了他。梅先生听闻之后，当即决定将古砖捐献给博物馆。2024年5月16日，南宋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廨舍古砖入藏松江区博物馆，成为馆藏南宋阶段的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