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的“天花板”

西 坡

去宁波旅游，不可不去“天一阁”。这点，无法商量。

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文物古迹、奇花异草、鸥鸟群嬉、明月清风、枕石漱流、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之类景观，“天一阁”都有，但与苏杭园林相比，毕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那么，“天一阁”究竟以何取胜？

毫无疑问，是藏书。

尽管迭遭公私变故，如今的“天一阁”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

我们不妨再来对比其他几家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如“铁琴铜剑楼”“过云楼”“皕宋楼”“八千卷楼”“五桂楼”“玉海楼”“古越藏书楼”“测海楼”“海源阁”等已知的曾经最高藏书量，“天一阁”曾经和现存的藏书数量，显然都可排在第一矩阵。重要的是，“天一阁”获得新生后，其造血功能依旧强劲，而其他藏书楼，或流散，或归并，或虚脱，或湮灭，早没了旧时荣光。

我们评价顶级藏书家，不应只盯着数量或质量，还得看他蒐聚的眼光——预期对本民族往后进行跨越式的文化建设有大贡献，能够实现别人无法提供的资源。在这点上，“天一阁”便当仁不让了。

跟其他著名藏书楼一样，“天一阁”不乏宋刻椠元、善抄孤本。人们往往特别看重那些元素而忽略它的独特之处——对于地方志的收集。

地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其他不用谈了，仅就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疆域划分的依据，有时还得“请”地方志出来说句话。至于人们关心的“祖籍”和“家族”的脉流究竟如何，也许翻一下地方志就能获得答案。

谭其骧先生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序言》中写道：“明代的省、府、州、县益以卫、所、土司各级政区，总数在两千以上，二百八十年中纂成的各级方志少说也得有五六千部，但《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方志不足三百部。”谭先生进而指出：（天一阁）“原藏有明代方志四百三十五种，比《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还要多百数十种，这是一个具有特殊重大价值的文献宝库。”

毋庸置疑，“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的价值，大大超过了作为一座园子、一幢宅子的“天一阁”本身。因此，说它是藏书“天花板”，并不为过。

我去过“天一阁”多次，跟许多游客稍稍不同的是，总想知道——范氏家族为什么偏偏专注于地方志的收藏？

可以想象的是，作为宁波人的范钦及其后裔，他们一般只需把热情投射于收集宁波地方史料或范氏谱牒即可，其他与自己毫无交集之处的人和事，干卿何事？在我看来，这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无法解释，只能说那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情怀、文化担当使然吧。

我之所以对这个命题感兴趣，是跟自己的一段经历有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正协助范泉先生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与此同时，另有一拨人正在紧张地运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的编辑出版，宁波上海不断地两头跑，拿到的复印件还得做修描加工……

既然是“续编”，那么一定有“正编”，可是我从未见识过“正编”的编辑场景。怎么回事？

“续编”的主要负责人罗伟国先生给我介绍说，实际上，“正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早在上世纪60年代（1961—1966）已由上海古籍书店编纂出版，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杨渭元、沈俊盛两位先生。

原先我以为，这么大的工作量，仅凭两人之力编成，绝对壮烈，故猜测有两种可能：一是采用旧时出版机构的成品影印；一是直接拿“天一阁”所藏影印。

杨沈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底本究竟用谁的呢？

“孔网”上有条信息让我豁然开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惟扬志》，线装七册全，品好，196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印本……”，那是不是意味着杨沈两位当初对“天一阁”原本进行分别影印，再采用拿手的线装书形式出版；直至该店在1981年12月加以整合后推出（共107种，改作精装68册）？

“确实如此。不过，当时他们采用不是复印而拿原本进行扫描的技术。”罗伟国证实说。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又是什么关系？我判断，大概是以前“正编”限于各种条件未能出版或遗漏而进行的补救吧。

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承当年主持“续编”工作的另一位重要负责人陆国强先生相告，“‘续编’乃是将‘正编’挑剩的部分——或版本不够精善的，或有所残缺的，或有新增的，或新发现的……一网打尽，以成完璧。”它于1990年12月出版，共收109种，精装72册；2014年似乎还重版过一次。

如今，旅游者去“天一阁”打卡，“游山玩水”是应有之义。除了解它藏书之富之精的一面，人们还得体会一下它藏书之特之专的一面。这样才能觉得不负此行，从而生发出对于先贤的敬意，增强自己要为中华文化的薪传作出应有贡献的责任感、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