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吉里断想

钱汉东

广吉里位于四川北路，是上海石库门住宅。一百年前，在广吉里这处并不起眼的弄堂房子里，举世瞩目的“中共四大”召开了，会议指明了中共发展方向。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四大”召开的圣地——广吉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炮火夷为平地，消失在沧桑尘雾中。后来，在有关人士的指点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原址。如今，离原址不远处建起了“中共四大”纪念馆。前年，纪念馆邀我题写“广吉里”匾额，我有幸走进这一人文历史宝地。

人们都知道，“中共四大”承上启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虽说当时党员人数不足千人，但“四大”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的地位”，设立党的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建立党支部等，这是具有标记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此，铺满干柴的中华大地，被星星之火点燃，革命洪流风起潮涌，如火如荼。这一年，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就是坐标，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那么，作为“四大”地标的广吉里在何处呢？这成了人们心中的念想。寻寻觅觅，一波三折，直至1984年，有关人员找到了当事人郑超麟，谜团终获破解。郑超麟曾参加过“四大”并担任大会记录员兼向导，经实地寻访后，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说：“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四大’会址的所在地。‘四大’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此地与法租界毗邻，是租界巡捕和华界警察极少进入的地带。”后经专家反复论证，终于得以确认。

那天我在纪念馆文友的陪同下，走进这处毫不起眼的地方。工房周围晾着衣物，老人们在安闲地聊天，静静地横卧着的勒石碑，默默地告诉后人有关“四大”的历史文化。看着勒石碑，我心中升腾起感动，没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仁人志士，明大义，举红旗，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哪来今人的幸福生活！

“四大”纪念馆内，原先唯一一位没有照片的代表，是最年轻的阮章。阮章病逝时才24岁，他的照片一直无法寻觅。2003年，唐山市委党史办确认“原中共唐山地委组织委员阮章代表唐山出席中共四大”，通过跨域追寻，历时二十载，终于揭开阮章的真容。阮章就读的南开中学提供了他1919年的毕业照，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人像比对检验技术综合研判，得到确认。阮章侄子阮宝胜深情地说，我奶奶将照片的底片保存了60多年，传到我手里又沉睡了整整40年，前后跨越漫长的一个世纪，阮章终于回归“四大”。“四大”展板上的阮章英气蓬勃，目光炯炯有神，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人物。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内容陈列艺术性、学术性俱佳，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在馆内，我意外地发现故乡诸暨先贤汪寿华烈士，他的照片虽已破碎，但观之仍感亲切。他曾在“四大”发表了有关工人运动的重要演讲，并身体力行，成为“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还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4月11日深夜，汪寿华被青帮流氓头子杜月笙指使的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他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现诸暨已修复汪寿华故居，并建起了纪念馆，好友钱国森先生用心将破碎的汪寿华照片修复，令人颇感欣慰。

“中共四大”纪念馆很有格局，设计者将沪上红色文化地标石库门复原到长长的走道上，观众只需扫码，便可知其来龙去脉。纪念馆邀我为石库门门楣一一题匾：“中共一大”的树德里，“中共二大”的辅德里，“中共四大”的广吉里，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故居景云里，还有恒丰里、永安里、花园里等，这七块具有传统文化沉淀的石库门门楣，形成了红色文化矩阵，联结起我党觉醒时代的艰难历程。

广吉里，这个富有诗意和祥瑞之气的名字，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兴旺与发展，历史的印记并未远去，就在我等周遭。站在起点，回望初心，理应奋发有为，创造人间奇迹。